1917年5月6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发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100年来，中华职业教育社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立社宗旨，谱写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光辉篇章。
　　在致力于改革传统教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投身民族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追求民主进步的爱国社团，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结下不解之缘。

　　一、周恩来对中华职业教育社事业的支持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辗转迁往重庆，并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提出职业教育是推动社会进化的工具，明确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要为抗战建国服务的奋斗目标。而此时的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抗战阶段，为动员全国力量进行抗战，国民政府成立了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从而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时黄炎培、钱永铭、江恒源、冷遹、王志莘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以及与职教社关系密切的邹韬奋和陶行知等都是参政员，因此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国民参政会上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被称为“职教派”。
　　1938年5月，黄炎培应邹韬奋邀请到生活书店演讲，在这里黄炎培结识了周恩来，周恩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相同的爱国理念，使黄炎培与周恩来从此成为肝胆相照的挚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也开始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关怀，特别是周恩来的支持和帮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全力赴国难”的口号，并创办《救国通讯》，后改称《国讯》，专门报道国难要闻，是当时全国最早专门宣传和报导抗战救国的期刊之一。1938年12月，黄炎培请周恩来为《国讯》撰稿，周恩来欣然应允，并连续几天工作至凌晨三点，完成了《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一文，文章约一万多字，分别刊登在1939年1月和2月出版的《国讯》上，文章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团结，加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这篇文章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的斗志，充分反映了周恩来超群的政治判断力。特别是周恩来因事务繁忙，需延期交稿，本可只打个电话说明一下，但周恩来先后四次写信给黄炎培等人表达歉意，这种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与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习气有着天壤之别，令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感慨万千。



　　　　　　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上刊登的文章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立社之初就积极通过组织演讲宣传和推广职业教育。从1917 年成立到194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各地举办各类讲演和讲座达到万余次。抗战期间，宣传抗战救亡思想更是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演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职业青年星期讲座”，每周邀请沈钧儒、郭沫若、老舍、田汉、胡风等社会知名人士演讲，向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群众宣传职业教育和抗日救国思想，在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大。



　　中华职业教育举办“职业青年星期讲座”的日程表，左起第三行为周恩来讲座的日期和题目
　　1940年9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周恩来在“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上演讲。由于周恩来的社会声望很高，演讲海报刚刚贴出，就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报名的人数远远超过预期，还未到演讲时间，听众已经是人山人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只好将原定在剧院的演讲地点改在巴蜀学校操场。当时整个操场都挤满了听众，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甚至还爬到树上和操场的篮球架上，而周恩来只是站在两只方凳上就开始了演讲，用他清晰而响亮的声音讲到：“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职教社要我来讲时事，这当然包括国内外的形势，就我所知道的和大家谈谈……”，周恩来针对抗战形势及欧战趋势作了三个小时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我们只有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以最大的热情发展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最后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会场上多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虽然操场上没有安装扩音设备，但周恩来宏亮的声音把毛泽东同志关于持久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清晰的展现出来，这次演说，扭转了很多国统区民众悲观失望的情绪，增强了抗战到底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演讲结束后，许多青年纷纷奔向周恩来面前，请他题词留念。周恩来还亲自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人员王席君写下“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的题词。



　　周恩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人员王席君写下“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的题词



　　1940年9月，《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在“职业青年星期讲座”上演讲的报道
　　1940年2月，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指示》中，提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属于“有历史地位而又比较进步的教育派系”，要求“各级党的各级组织，必须与包括职教社在内的‘一切非国民党的教育派系’建立共同合作的统一战线。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的组织和工作的指示》，再一次明确指出职教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历史中，中华职业教育社逐渐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教育团体。

　　二、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周恩来的风雨同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九千多人遇难，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填膺，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并详细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不再送审直接发行，周恩来也亲自走上街头卖报。对此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派出大批特务强抢报纸，企图封锁消息。当中华职业教育社得知这个事情后，立即召集部分青年员工开会，商量协助《新华日报》的办法，会后由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的孙起孟带领职教社员工趁着夜色，分头出动，把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夹在职教社的《国讯》刊物中，直接送到与职教社有关系的政界、工商界和文教界上层人士的家中，支援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笔战”。
　　皖南事变后，随着国共关系的紧张，很多同志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的副官、红军老战士钟韵接受了到桂林建立地下电台的艰巨任务。为解决钟韵夫妇的职业掩护问题，周恩来想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于是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组织安排，钟韵化名担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桂林职业指导所总干事，他们白天从事职业指导工作，晚上则利用地下电台收发电报，还挤出时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的职业补习学校学习。
　　194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加强在云南的工作，派孙起孟担任云南办事处主任。孙起孟临行前，特意去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希望他到云南后，要灵活机动地开展工作，不光要在教育阵地上取得成绩，还希望他能在上层统一战线上发挥积极作用。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孙起孟到云南后，利用中华职业教育社影响力，团结了龙云、卢汉、龚自知等一大批知名的上层人士。
　　1943年，钟韵夫妇持周恩来的亲笔信转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办事处工作，孙起孟委派钟韵担任办事处总务主任，钟韵夫妇就在办事处的地下室架设起秘密电台。后来在孙起孟的帮助下，钟韵夫妇在香港又建立起地下电台。建国后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期间，还曾邀请钟韵担任顾问，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是职教社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们，保护了党的地下电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3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重庆举行立社26周年展览，周恩来在百忙之中赶来参观，又同黄炎培等人就当时的政局进行长谈。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们坚决要求抗战到底，热情拥护国共团结，积极参加民主运动，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的目标相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尤其是在周恩来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民主运动中的前进步伐明显加快了。194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又与迁川工厂联合会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并积极参加新政协，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五一号召”，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积极贡献，成长为致力于祖国独立、民主、富强的进步团体。

　　三、周恩来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指导和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1949年，黄炎培受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也迁到北京，开始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挥积极作用。1950年4月，为了明确建国后的工作方向，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工作讨论会。会议期间，周恩来还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到中央统战部座谈，周恩来在座谈中希望中华职业教育社要为劳动者服务，要和工商界多多联系，帮他们了解政府政策，引导他们走上服务劳动人民及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道。
　　195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召开立社40周年纪念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会祝贺，并在讲话中满怀深情的说：“我同职教社是有一段因缘的，在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写过文章”，周恩来还在讲话中指出：“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这是周恩来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历史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充分肯定，直到今天，这句话仍鼓舞和激励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广大同仁。



　　195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北京召开立社40周年纪念大会，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会祝贺并讲话

　　中华职业教育社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离不开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努力创造无愧于前辈先贤，无愧于时代要求的更加辉煌的业绩，在与时俱进中续写中华职业教育社光辉历史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宣传部副部长)

　　参考文献：
　　1、 黄嘉树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2、 吴长翼 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